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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平,木性与人性

点击量:   时间:2017-12-03 03:26:07

王克平,一提到这个名字,一系列历史词语立即会窜出来:星星画会、游行、口号、标语、传单、西单民主墙、改革开放……,但一看到他展览中的作品,所有的历史思绪又立刻安静了下来 “王克平”展览现场 Courtesy of UCCA 以艺术家本人命名的展览“王克平”正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展出,作为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最早的雕刻家之一,王克平几乎将全部的创作精力投注于他所选择的媒介:树木,此次展览算得一次35年艺术生涯回顾,展出了超过50件王克平木雕作品,按照主题分为:女人、人物、鸟、仁,和“性品” 王克平作品的主题与他出生的时代背景有着紧密却又疏离的关系他的父亲是左翼青年作家,抗日,入党,后来去了延安,然后,一辈子拿《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自己,母亲是话剧演员1949年1月,解放军正准备攻克北平,次子出生,取名“克平”不久北平就和平解放了,王克平随父母在天津长大,上山下乡去东北,当兵去云南,演话剧,复员到河北,当工人,考大学到北京,搞编剧,但直到文革结束后才开始学美术 1979年,王克平对马蒂斯(Henri Matisse)、毕加索(Pablo Picasso)一概不知,但一上手就搞起了现代雕塑,被当时一心想办展览的艺术家黄锐认识了,拉着一起组了星星画会,办了星星美展现在,人们在讨论中国当代艺术的发生的时候,星星美展是一个重要的起点,是最早把个人化的、有意反叛官方文艺政策的创作拿到公共空间去展示的行动之一,与伤痕美术、乡土美术潮流,形式美、抽象美讨论,形成一场合力,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某种源头 但“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是来自其引发的事件当1979年在美术馆旁边公园举办的星星美展被查封后,艺术家们走到街头,游行抗议,而游行的影响力则又更多地来自其标语“要政治民主,要艺术自由”换句话说,“星星”的影响力更多的体现在政治诉求上他们的诉求得到了官方开明人士的支持,游行过后不久,中国美术馆就举办了他们的展览但由官方保守派推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也很快就开始了 和很多星星画会的“战友”一样,当时王克平的艺术主题经常是“控诉”他最早的木雕是一个拉长变形的举着红宝书的人,叫做《万万岁》;而他最受关注的作品叫做《偶像》,是一个有着毛式面孔但表情呆滞的木雕头像在艺术上,“星星”的口号是,"珂勒惠支是我们的旗帜,毕加索是我们的先驱",但根据艺术评论家栗宪庭1980年编写、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关于"星星"美展》一文,王克平认为,“我们更强调前者,我们不能像明清一些文人墨客,在社会斗争复杂的时候躲起来,搞纯艺术的东西”对珂勒惠支的强调说明了他们是在延续革命时期的左翼美术传统,但这个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艺术的社会批判性,二是艺术语言的个性与自觉当时,王克平的出发点显然是前者 《关于"星星"美展》一文中有一段王克平自述:“我搞木雕,纯粹是为了发泄我心中的感情,‘文革’初期我也是红卫兵,那种造反的热情,全被阴谋家利用了,因此,我对林彪、‘四人帮’恨透了,总想发泄出来” 这种情绪可以看作他荒诞木雕的创作源头他如此解释《万万岁》, “当时只是找到一小块长方木头,想刻一个狂热崇拜中高举语录喊口号的形象,后来手和胳膊都不能按正常结构处理,但正是由于木头本身的启发,反而使我想到让他脑袋上长出胳膊来,虽’荒诞’,但我觉得更示’高举’”  名为《沉默》的另一座木雕也是王克平的代表作品,但是并未能出现在此次展览中《沉默》是根据木头构思的,起先他找到一块树疤,就像一个嘴,想雕成写实作品,但是,“突然间,我感到树疤就像一张被木塞塞住的嘴刻眼时,一边刻了一只闭着的眼,但觉得这样不能表达我的思想,主观闭着眼,给人感觉不敢睁开后来我想蒙住,’四人帮’就是想要蒙住中国人民的眼睛,闭关自守怎么蒙法,有纱布,和木头不协调,这时想到自然和雕琢的对比,就在眼的位置刻了一些×的线,像贴的封条”  现在来看,在这一段当时的自我表述中,对文革及“四人帮”的控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令人注意的反而是王克平对艺术方法的描述,尤其是他不止一次提到的“木头本身” 脱离政治语态,对“木头本身”,或者说,对木头之物性的尊重、顺应及挖掘,正是王克平正在展出的这个展览中最值得讨论的内容他对木头的选择非常多样,有橡木、杨木、柞木、椴木、枫木、梣木、紫杉木、合欢木、悬铃木等几乎所有的木料,而每一种木料的质感、纹理特性都被最大的保留、呈现出来,他通常把木料放置几个月,甚至很多年,等待木料的形状与裂纹稳定下来他对这些木料的造型处理中,也处处顺应每一块木头的自然属性,木块的外形与内部走势,表面的疤与瘤,经常能给予他造型及视觉语言上的启示 实际上,上世纪70年代末与80年代初的历史风云变换在王克平的作品中早就消逝了,现在的王克平几乎就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木匠” 对“木性”的遵从,也意味着是对人性的尊重从本质上说,王克平木雕的主题都是人性,包括人的身体、爱欲、情感,以及人性投射出自然性灵意象拉回到“星星”当时的历史情境,这种温情的人道主义——就像邓丽君的歌——反而比对“文革”的控诉具有更大的政治能量,因为人性论打破了一贯的阶级论人性论的复活是那个时代最根本的话语转型,相比那种对“四人帮”的合法抨击,这才是真正的反叛 人们今天所讨论的被过度事件化的“星星”,其最深的政治意义并不在于一场游行、几句口号,而在于他们的创作与随后的乡土美术潮流、形式与抽象讨论中所共同的东西,即各个层面上的人性复归而对于艺术家来说,人性又总是通过他们与客体的关系而显现出来,